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
发布时间:2020-01-26 22:47     浏览量: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載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莫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漓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人的知觉活动、概念活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的对信息处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信息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现实中的信息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

  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沟通,人的主宰地位始终不会动摇。

  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意识,并被大脑加工处理为可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

  信息化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共识,所以人们开始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来的快感。

  计算机语言是一种特殊语言,用以再现由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保存,被利用,被再造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公众已经完全被掌握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语言的少数专业人士奴役。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科学技术与人类最终会形成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

  (3)下面所列当今现象,不能体现倒数第二段所说“科学技术与入的矛盾关系”的一项是( )

  家务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开始进入生活,使很多人逐渐由“不用干”变成了“不会干”。

  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多,越来强入哈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使一些人患上严重的手机依赖症。

  “阿尔法狗”程序战胜顶围棋大师后,职业棋手们纷纷采用智能软件辅助训练,提高水平。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随着人们对《诗经》兴趣的降低,《诗经》的时代结束了,人们由此感觉到二二节奏的四言诗越来越僵化。

  中国诗歌没有从五言七言发展成九言,是因为五言七言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更为活泼。

  晋宋之间,诗歌转变主要表现在从重写意到重摹象,从启示性语言转向写实性语言两个方面。

  明代的陆时雍和《文心雕龙•明诗篇》都指出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发生在陶渊明和谢灵运之间。

  古诗与近体诗的长期并存,说明在中国诗歌史上对诗歌语言形式层面的追求意义不大。

  中国诗歌能历久不衰,是因为人们在诗歌创作中总是保持探索求新的自身调节的状态。

  中国诗歌的发展是从自由体走向格律体,后来出现各种技巧被自觉运用的重声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诗歌的发展来看,性情与声色两者只有完美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成就诗歌的灿烂辉煌。

  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大误区,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城镇化,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就必须摧毁“旧文化”。但事实上,城镇化和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不恰当的。文化是城镇化的灵魂和血脉。城镇化建设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人文关怀。没有文化的加入,城镇化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也不可能有“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孝道文化,乃“百善之首”,在城镇化进程中融入孝文化元素,加以现时代的诠释和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城镇化所引起的人际疏离与紧张,引领城乡大众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交往中仁义诚信,在公干私谊中履责守义,使城乡生产和生活运行更为公平合理,更加和谐有序,由此铸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族群品性。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重城轻乡。然而“乡土”之于中国,不是一个愚昧、落后、待消灭的社会“盲肠”,而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依托还是乡村。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西欧国家,其乡村不光是一道美丽的景观,也是工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策源地。我们不能只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何以城市模式改造农村,急着让农民“洗脚上楼”,也要考虑为什么不能使农民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该像李克强总理所主张的注重“化”、注重“人”,而非只是“城镇”,更不能顾“城”失“村”。城镇乡村的和谐发展,就是城市的自我救赎,乡村的发展正道。

  重建乡土,必须诉诸于孝道文化。乡村是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反过来孝道文化又维系着乡村。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其本身蕴含着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孝文化聚拢人心、再聚乡魂,造福农民,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变农村为城镇,田野上定将充满希望。

  城镇化应是全民的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精壮农民,必须把农村老人也考虑进去。多达约1.1亿农村留守老人,是我们当下必须考虑的社会群体。老有所养,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要义,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人文之本。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窘境,让其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坚守和弘扬孝道。

  无法设想,我们国家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当下,我国大中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空间已有限,农民工于城市,立足不易,扎根更难。客观上要求农民实现职业和观念的再转变。因此,与其都背井离乡,骨肉分离,不如有一部分可以考虑重归乡村,安老怀少,就地就近发展。事实上,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同构,未来乡村生活或将呈现一种现代生活式样:那是一种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田园、更加亲密和谐、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是一种既古风又新潮的“善生活”。

  正确处理城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使城乡生产和生活更为公平合理、和谐有序,就必须摒弃长期以来的“旧文化”。

  要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重建乡土,再铸乡魂,是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传统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遵循城市本位的思路,好处多多,概括来说就是可以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诉诸孝道文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众多留守老人的生活窘境,做到老有所养,让其共享发展成果。

  文章明确了城镇化要有“核心竞争力”,要有“多样性”,就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把核心的孝道文化融入城镇化进程中。

  文章重点论述了蕴含着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的孝文化有利于乡土的重建,是城镇化的灵魂。

  文章立足于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新农村的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指出城镇化不只是精壮农民的城镇化,而应是全民的城镇化。

  文章第一段首先提出观点,指出原來的认识误区,接着指明城镇化建设的新方向,明确了新农村建设必须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同构。

  我们不能视乡村为愚昧、落后、待消灭的社会“肓肠”,因为乡村不仅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依托,还是工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策源地。

  作为“百善之首”的孝道文化,其重要性在于可以彻底消除由城镇化引起的人际关系疏离与紧张,铸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族群品性。

  急着让农民“洗脚上楼”,以城市模式来改造农村,其实是重城轻乡思想的表现,这可能导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衷落空。

  顾“城”失“村”,会让我们失去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最终甚至会逐渐淡化家庭生活中的父慈子孝、社会交往中的仁义诚信。

  ①自怜是人生命的觉悟、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万物,自怜中传达的不仅是现实之叹,更是宇宙之沉思。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

  ②楚辞的感伤,是一种时间性的感伤。一是在急速流转的时间中,诗人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感受。《离骚》中吟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故而化为性灵的上下求索,急速的行进。理想不可实现,时光则空蹉跎,进而悲从中来,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楚辞的时间性咏叹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在个人与宇宙的直接对峙上,显示人的生命张力和生命趣味。楚辞是一种现实的焦虑,更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而且以后者更根本,更隐在。

  ③楚辞中充满了急促的时光流转的调子。时间对人有强烈的压迫感,时间的步步进逼和人对时间延长的渴望,构成强大的张力,形成屈赋独特的节奏。在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紧迫如鼓点阵阵。楚辞将人放到时光的急速流转中回旋,正像魏晋诗人在诗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意象“转蓬”一样——在楚辞看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转蓬,西风摧折,恍惚幽渺,命运不可厘测,没有个安顿处,正是所谓欲问归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楚辞将人放到浩淼宇宙之中,与其直接照面,在时光的鞭打之下颤抖,痛楚,也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与之沉浮,受其冲击,逆之而争进,顺之而飞旋。

  ④楚辞中突出时光流转带来的恐怖感。时间的帷幕布下了弥天的网,让你无所逃脱。人在时间面前的这个“惧”字,被楚辞渲染得非常浓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怕美名不立的恐怖;“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这是在与时光的冲击中,怕丧失自己的恐怖;“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岁之既晏”,这是怕打破人与宇宙和谐节奏的恐惧,等等。

  ⑤岁月流逝,而人短暂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楚辞在众芳摇落之中,突出了人生无常的感叹,而人在急速流动的时光面前如何展现自我的生命?楚辞将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存在的命运放到时间中审视,从而探讨人生的价值。“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正是思往世,悼来者,知当下。

  ⑥在楚辞中,自然万物每每成为触动人深沉隐微的媒介,诗人笔下的万物带有浓厚的叹逝意味。时光流逝,众芳芜秽,从而引起诗人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不永的感叹,从而构成一种意度回旋的韵律。叹逝,其实就是抚慰生命。楚辞这种物哀精神,在中国艺术中化为深沉的时间性咏叹。

  宇宙从表面看上去,繁星璀璨,和谐有序,好似一座上满发条,便可安然运行的钟表。其实,就像水面游动的鸭子,我们只看见它悠然平静的身体,看不见水下划动的双脚。一些天体运行在异常怪异的轨道上,连世界顶尖的天文学家也会被搞得一头雾水。比如距离地球200光年的“开普勒16B”,这颗冰冷荒凉的行星竟然围绕着两颗恒星公转,这是天文学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幕。

  天文学家一直以为,两颗恒星的引力会把行星的轨道扭曲搞乱,甚至会将其撕碎,总之,它们不可能和平共处。

  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开普勒16B”却正平静地在两颗恒星间转动,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在“开普勒16B”上每天傍晚上演双日落奇观,像科幻小说描述的一样神奇。

  在宇宙中,如此靠近恒星的行星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用司空见惯来形容。比如最近发现的WASP-18b,它距离恒星的距离比地球距离太阳近50倍,不到一天就可公转一周。

  因为WASP-18b距离恒星太近了,导致它们彼此都有些扭曲,炽热的恒星将其表面炙烤得处于熔融状态,一百年后就会被恒星化掉。难以挣脱的引力还使得它越发地靠近恒星,所以毁灭的命运是注定无疑的了。

  2011年底,美国天文学家目睹了天文观测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辐射光芒比1000亿个太阳都明亮,它就是人们一直在教科书上了解的“伽马射线暴”。

  开始飞来的强光让科学家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伽马射线暴是转瞬即逝的闪光,过一小时又重现。与近半个世纪前观察情况不同的是,本次伽马射线暴尤其强烈,持续数小时后,仍不停释放X射线,且无停止的迹象。

  持续观测,天文学家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遥远星系中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从休眠状态中突然苏醒。起初几颗恒星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其中一颗渐渐地靠近黑洞,惊动了这个沉睡中的巨兽,它释放的巨大引力将靠近的恒星越拉越紧,甚至变形扭曲,最终将它撕裂。恒星的残骸在黑洞的四周打转,温度升至数百万度,两道耀眼的伽马射线暴骤然射向太空。

  黑洞在吞噬恒星时,只掳去它一半的物质,另一半则被狠狠地抛出去。其过程是宇宙中最具暴力的事件,它们为此而散发的巨大能量,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最新观测发现,一些恒星正以惊人的速度逃离银河系。此外,宇宙中流浪恒星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在回放哈勃太空望远镜保存的一系列资料后,对此现象天文学家终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物理学的定义是,引力会向内吸引,不会向外推开。可是天体物理的情况比较复杂,只有两个天体时,这个定义还有效,一旦多于两个天体,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引力一样具有推离效应。只要角度与速度合适的话,它们不是相撞,而是一个会将另一个推开,前提是一定要有黑洞的参与。

  比如有两颗超高速运行的恒星围绕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旋转,在黑洞的引力作用下两颗恒星逐渐分离开,在合适的距离范围内,黑洞在以320万公里的时速弹射出一颗的同时,将另一颗吸入分解……

  这使得无家可归的流浪恒星越来越多,它们闯入的威力足以破坏星系的安宁,甚至引发星系相撞的极端事件,这是重构宇宙的潜在力量。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尚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 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来,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在农业文明中,四时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人形成了守时、顺时的观念。

  由于共同的深层文化原因,《史记》《三国演义》等作品都是按照自然时间来讲述故事的。

  文章突破了故事本身的限制,主要从“文本时间”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叙事艺术。

  文章先界定基本概念,接着逐层分析,既有事例评述,又有道理推演,深入浅出。

  如果采用西方的倒叙方法来讲述,“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也可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

  同样是倒叙手法,西方的叙事作品更追求惊心动魄的效果,中国的叙事作品则不然。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在司马迁看来,侠有很多值得赞许之处,如已诺必诚、舍己救困、不矜其能等。

  在韩非子看来,侠并非真有如此伟大,“侠以武犯禁”的行事方式是把双刃剑。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所以即便勇猛如聂政,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

  侠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而真正的“豪侠”并不聚集于此。

  文章开头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英文版即将出版一事自然地引出了有关“侠”这一论题,增强了文章的时代感。

  文章从“侠”的行事方式、精神内涵及其社会意义等多角度展开论证,给人以层次分明、逐层深入的印象。

  文章在选择事例进行论证时并不局限于中国武侠小说,还选取了不少人们熟悉的中外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形象。

  文章将中国武侠电影势头走向衰落与“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进行对比论证,揭示了本文的写作意图和中心论点。

  江湖门派热衷于相互倾轧,常把“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当成自己的宏愿,而侠与他们有很大区别。

  骑士和武士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这决定了既非身份也非职业的侠与它们毫无共同之处。

  作者并不完全认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提出的对侠的评价,而是赞同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观点。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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